引用书中的一句话“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是一个非凡的故事。” 确实，从1978年至今也不过40年左右，而中国已成功升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近中美贸易战打的火热，不论对错，任何一方都有自己背后的利益，但对于近半个世纪里新崛起的中国而言，怎会不渴望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头号强国呢？而在这之前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变革，才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也让我对历史上改变国家命运进程的伟大贡献者心生敬畏。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详细讲述中国建国以来，从持续的阶级斗争，不断转变思想，大力发展国家经济，谋求增强国力，人民幸福的变革之路。虽然作者更多的强调边缘创新，以及领导者的退出，但万事都互相效力，若是没有伟大的领导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所以对于不了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人来说确实受益匪浅，值得一看。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用其独特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由于有着纪律严明而专注奉献的政风以及混合经济强有力的帮助，社会秩序在短短的三年时间（1949~1952）便迅速恢复。
1953~1957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计划经济的模式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农村和城市涌现的个人企业和自由经济戛然而止。
1956年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代了曾经帮助中国战后重建的混合经济。
随着私有企业的逐渐消除，政治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机构过度集权的种种缺点暴露无遗。
1957年春，党内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很快变质成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
“大跃进”（1958~1961）运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造成“浮夸风，以致大面积饥荒。大炼钢的竞赛，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大量转移。
“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76）,让刚刚起步的经济恢复和失而复得的社会秩序戛然而止。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在毛泽东时代占全国人口数量的80%以上。这期间知识分子忍受极大的羞辱和苦难。
中国在转折年代
在叶剑英和其他党内元老的帮助下，华国锋成功扳倒了“四人帮”，终结了“文化大革命”，迅速恢复了政治秩序。
1976年接班之后，华国锋立即着手重启了“四个现代化”这个有着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的经济计划。
“洋跃进”运动于1977年底开始-1979年4月被终止。整个改革几乎完全着眼于工业化的硬件建设，但与整个经济体系脱节，这些政府工业化项目没有给社会带来明显的技术进步。但对其后经济改革的贡献在于中国第一次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贷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在1977年以前，中国一直以一种极端敌视的态度来看待海外资本。同时商品交易，在1976年底正式合法化。政府再次将货币报酬奖励体系引入中国经济。在华国锋的治理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
1978年成为中国的“外交年”。由副总理带领，由中央政府、省部级官员和大型国企领导组成的官方代表团在一年内出访二十余次，走访了五十多个国家。邓小平于年初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次年1月访问了美国。在日本之行中，邓小平对日本的现代化技术和高效的管理印象深刻。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到22日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承认在过去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迫切要求。这意味着共产党彻底停止对毛泽东的盲从和对政府官员及知识分子的迫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正式画上了一个句号。
《公报》要求全国人民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了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再次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大门，迎接科学技术、资本以及市场的思路与实践。与此同时，政府工作的重心从激进的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转向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邓小平的再次回归巩固了这次转变的成果。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起源
这次改革有效地削弱了各大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掌控，将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了企业本身。国营企业一旦突破中央计划的约束，在计划外进行生产，就不得不接受市场力量的支配。“双轨制”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双轨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产物，是中央计划与市场一同协调国营部门生产的共生物。一方面，作为中央的臂膀，国营企业仍然被动地接受国家分配的各种生产要素，遵照国家的计划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润，它们开始在国家计划之外进行操作。
边缘革命：这些从底层发起的改革确实帮助解决或改善了国家面临的许多紧迫的经济问题，意义最为重大的变革是在中国经济最为薄弱的环节农业中爆发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去集体化，自下而上展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包产到户依然属于政策禁区，1980年春末，包产到户的优点得到了陈云、胡耀邦和邓小平的首肯，但并未被全盘接受。实际上在1980年北京放松包产到户禁令之前，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已经悄悄地先政策而行。自1982年起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除了少数还以某种形式残留着集体耕种的地区，其他地方的生产队被全数撤除。家庭成为农业耕种中唯一的经济主体。去集体化将农民从生产队和公社的体制下解放了出来。 因为农民失而复得的自由生活选择权，商业和私营企业也很快重返农村。
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是四川省蓬溪县群利镇一个名为 “九龙坡”的小山村。安徽省小岗村实行的改革，它是教科书中的典型范例。
乡镇企业
与农业的边缘革命一道，另外一项变革由乡镇企业带领的农村工业化革命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在中国农村上演。
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最重要的优势是没有受到那么多来自政府的官僚控制，不受国家工业生产计划的限制，乡镇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并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机遇做出迅速的反应。虽非国营实体，在市场准入上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但乡镇企业的自主权使它们仍然能够通过支付“溢价”或高价的方式购得原材料及销售产品。同时，在人事管理、雇佣合同及薪酬方面，乡镇企业拥有完全的决定权。
个体经济
到1978年10月，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被正式终止。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各大城市突然涌现出大批返城知青。个体经济的崛起终结了集体经济在中国城镇中的垄断地位。在公有制之外，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正在形成。虽然个体经济在1981年便已得到正式认可，但在1992年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前，它并未获得国家应有的保护。在整个80年代，私营部门，如乡镇企业等，备受政策限制和社会歧视的困扰。
改革开放前，温州是浙江省最贫穷的地区之一，1949年以前，商业和制造业（主要是手工制品）有着悠久的历史，国营企业的缺位，使温州的私营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经济特区
在中国，深圳在成为经济特区之前，只是广东省沿海县城宝安一个默默无闻的贫穷小镇。1979年1月31日，宝安县蛇口工业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工业区。经济特区备受期许，被视为学习资本主义以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性的试验室。中国政府赋予了特区自主权，并鼓励它们向资本主义学习。
首批经济特区取得初步成功后，中国政府在1984年决定开放另外14个沿海城市，以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1988年，海南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南部厦门—漳州—泉州沿线、山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先后向外商直接投资开放。
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正式被定为经济特区。随后，所有省会城市亦逐步对境外投资开放。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被加入特区名单，成为目前最新的一个经济特区。
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特区得到了稳步成长，从中国经济的外围逐渐向核心渗透。
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改革
从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方向基本上由邓小平和陈云掌握。
国营企业改革让企业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留存部分收益的权利，但企业仍旧更倾向于在外部的条条块块上做文章，而不是增强自身的实力。
一个有能力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就没有提高自身实力的压力，这是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企业并不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受消费者青睐的企业也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对于国营企业来说，创新与提高效益的压力依旧太少。
1982年1月11日，中央委员会发布通知，号召打击一切经济犯罪，恢复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一场全国范围的严打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迅速兴起，目的在于制止私营经济的过快增长，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沿海地区。
中国的非国营经济增长既来自于它们自身的优势和活力，也因为国企的孱弱和缺陷。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和之前中央计划经济中的辅助角色不同，市场已经被看作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经济必须与社会主义和谐共存，否则将无法被接纳。人们依旧认为，只有集体所有制可以确保共同富裕，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因此，对于私营经济的政治偏见在1984年之后依旧存在，尽管不像之前那么强烈。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体系来协调劳动分工；市场经济接受它，计划经济拒绝它。
对于广大农村地区而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1985年强制征购系统的废止标志着计划经济的结束，开拓了市场经济与经济自由的新时代。
中国经济改革始于观念的革新：贫穷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美德。确实，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释放利益的力量。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经过近10年的经济强劲增长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遭遇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危机。
1988年恶性通胀及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为，市场化改革在造成经济困境和政治风险上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1988年9月，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紧急财政紧缩方案，旨在遏制不断攀高的通货膨胀。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自我怀疑，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
邓小平反复地提到了他一直以来所推崇的一个理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社会主义不再仅仅只是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的代名词。相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中国的领导层还在为姓“资”姓“社”之争而焦头烂额时，邓小平快刀斩乱麻，干净利落地把那些毫无意义而扰人心神的意识形态争论撇在一旁，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向前发展。
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对中国第二轮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几年（1988~1992）倒退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以重新起步。
1992年，中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彻底解除价格管制的决定。
1994年实行的全面税改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次改革措施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简化税制、税收分成及税收管理。
1980年四大经济特区的建立，1984年14个沿海城市对外资的开放以及1990年浦东新区的发展，都极大地刺激了区域性经济的增长。1992年以来，各式各样不同级别的工业园——有时也叫高新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在中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此轮改革主要由三方面力量主导：
全国公共市场的发展
国企的股份制改造
区域竞争的崛起
全国公共市场的形成及国企改制的实现，使民营企业间的竞争公开化。
当区域竞争席卷全国的时候，企业之间的竞争已变得更为激烈和有效。三者的结合，造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
中国的故事恰恰体现了亚当·弗格森指出的“人类行动的后果而非人类精心计划的结晶”的精髓。
一个中国谚语将这个故事描述得更加诗意：“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四大边缘力量——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和经济特区——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力量。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遇到过两大阻碍，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另一个则来自实践。直到1984年中央政府才接受“商品经济”这个称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形态上对市场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敌对态度。除此之外，改革带来的实践上的困难也让人望而却步，80年代两次失败的物价改革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要讨论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大转型中的作用，那它最大的贡献应该是逐步从经济活动中撤离，而不是它无处不在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市场化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
无论如何，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松散而普遍存在的道德准则的支持，强硬的正义法则将无处实施。
由于经济不平等不可避免，正义法则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中之重。
显然，正如亚当·斯密所强调的，仅依靠道德本身并不足以治理好任何现代社会。同样，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道德体系，谁也无法治理好社会。
具备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
人才的质量和构成是经济生产率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人才市场则直接影响一个社会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效率，这两点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决定经济生产率的根本性因素。